薛滔:在艺术里,我可以有生存感

这个展览让我感到我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有了生存感,艺术让我的生存被体现出来。在艺术里,我可以有生存感,我好像还活着,哪怕它是一些荒诞的形象……

罗菲按:薛滔作为云南70后艺术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2000年至2013年间他用废旧报纸创作的系列作品让他经历了从现代雕塑语言到当代空间观念语言的转变,也因此积累了丰富的国际展览经验。他的艺术实践强调身体能量在朴素材料中的累积与显现,强调材料的实验性以及针对现实生存的批判性。薛滔在云南艺术界不只是一位艺术家,也是一位身体力行的活动组织者,从1994年在大理创建红心艺术公社,到2002年组织云南70后艺术家在昆明创库集体出场的“羊来了”,再到2005年在北京创建候鸟天空艺术空间,2012年回到昆明为诸多青年艺术家组织展览,他见证了中国当代艺术过去二十年间在民间最具活力的狂热现场,也经历了这个时代艺术在现实中的荒诞与尴尬。这次在昆明空空间举办的“全民包浆”个展是他过去七八年间在昆明生活工作期间创作的部分作品,算是一次新的启航,也仍然延续着他对现实的怀疑和对艺术的思考。

时间:2021年3月26日下午

地点:空空间,“全民包浆”个展现场

罗菲:“全民包浆”是指什么?

薛滔:就是大家都很嗨,除了嗨,什么都不需要,英文题目是“视油腻为文明”。

罗菲:我感觉整个展览有你一贯的气质,和你以前用报纸做的作品一样,能感受到用手工劳作累积出来的能量感,还有与现实较劲的某种意志力。

薛滔:我从2000年到2013年一直用报纸做作品,2014年你当时在诺地卡策划我的个展“非常日常·贰”,算是一个总结和收尾,那之后就没有做报纸作品了。报纸作为材料实验,作为我进入艺术的途径,我觉得已经足够了,做到“如来神掌”(2013年)的时候我觉得已经到头了,到最后就是纯观念,再做就不是很有劲了。

罗菲:现在你用扎染布料做的作品体量也比较大,同样是不确定的形状,在空间结构里形成一种异样感,可以看到延续着报纸时期的造型特征,就是那种去掉稳定形态后呈现出的突兀感,一堆、一坨耷拉在空间的某个地方。

薛滔:对,基本的审美没有发生太多改变。

罗菲:看上去你这次展览的作品与现实有着某种强烈的关系,而不只是纯形式。从汲水的金马以及里面的金色骷髅,到一旁的单车与一堆扎染球状物撞在一起的场景,再到那幅扎染做的青色的骷髅肖像,可以看到空间里三站式的叙事意图。

薛滔:这里用“三话”来表达三个部分,章节在中国古代也叫“话”。比如《南诏画卷》,它是第一话、第二话、第三话这样组成的。“话”在这里是通假字,说话的“话”通一笔一划的“划”,也通“画”。扎染的骷髅像是第一话,自行车是第二话,金马是第三话。这些作品形式上跟报纸有联系,都有手工编织的办法,染布也是手工染的。金马在这里指向昆明这座城市,金马碧鸡在昆明是一种符号。

罗菲:为什么这里要出现昆明这样一种地方的元素?你以往的作品很少涉及地方。

薛滔:因为在昆明生存。在这前后生存了十多年,与这个地方发生的直接关系。我不属于昆明,但离开昆明也不知道属于哪里。很扯的一件事,户口在昆明,却没有户口本,这些年一直在努力获得一本户口本,这几乎成为一种梦想。

罗菲:你那张自行车撞向一堆球状物,前轮散落一边。我知道这是你回昆明那几年用来通勤的自行车,骑了好几万公里,讲讲这张单车吧。

薛滔:我2012年从北京回到昆明,身无分文,小孩刚刚诞生,每天骑着自行车从主城区去呈贡大学城上课,作为外聘教师挣点课时费。每天至少骑60公里,有时80到90公里,在几个学校间辗转代课,疲于奔命。早上天黑的时候骑出去,上完课回来天也是黑的,两头黑。现在很惊讶当时是怎么做到的,一年骑一万公里是最少的,那辆车至少骑了四万公里。

罗菲:你个人的底层生活经验、当代艺术的视觉震撼和扎染这种非遗传承的手艺,这三样看似不相关的事物在你这里被编织在了一起,它们都来自你切身的身体经验。无论是你刚才提到的上课通勤的长途奔袭,还是那些年参加的国内国际的当代艺术大展,还有你早年学习染织专业的背景,它们都来自你不同阶段的生活经历,这些经历以一种不断累积出来的能量感出现在这些物体上,看上去朴素,但是荒诞,有内在的力量。

薛滔:其实做艺术不是特别难,在这个世界生存,你的体验是非常丰满、非常震撼的,你只要拿出来就能感染人了。所以我做作品的时候并没有想要做什么,这张车我骑了好几年,身体的极限和疲惫是无法超越的。上完课骑回来连说话的愿望都没有,长时间的沉默。这件作品把我当时的状态表现了出来,自行车撞到这堆东西上,前轮飞出去,我觉得特别解脱。

罗菲:对你来说,好像生活中被反复使用磨损甚至废弃掉的物件能以某种寓意的面貌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包括以前你用的废旧报纸,这个现场里那张破败的单车,还有那些学生废弃的扎染作业、素描作业、画架等等,它们都有某种你所说的“包浆感”。

薛滔:是的,这种生存状态能以作品的面貌被呈现出来。那些学生扔掉的作业,包括他们的很多工具,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物质过剩的时代。那些不规则形状的作品来自学生扔掉的作业,学生扔掉我舍不得,底层的人没有扔东西的习惯,我收集起来,一块块布缝起来,素描作业塞到布袋子里,非常荒诞的组合。那些扎染的球状物里面是我从巍山弄来的山茅草。这个金马的骨架是学生的画架,用了十年,用坏了,我就拿来做了一个马,里面的金色骷髅其实是它的心脏。但墙上那个骷髅像和那些小画是我亲手扎的,我刻意缝的,我觉得很美。

罗菲:也就说这些扎染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回收学生废弃物件,以现成品的方式被使用,另一部分是你对扎染工艺的现代转换,包括骷髅还有那些表现光线的抽象画。而那个单车,它几乎是你底层经验中的身体与意志的象征,一种与现实较劲的堂吉诃德式的意志力。而现场的金色骷髅、金马、形而上的光线形象,这些元素可以说构成你作品里的宗教意味。一个方面有来自底层经验的荒诞和无力感,同时也有来自死亡或者说彼岸世界的凝望,几件作品之间有着现实张力与彼岸世界之间的连接。

薛滔:这个是双向的,死亡和永恒也是双向的。今天很荒诞的事情是我们把一些事情变得可逆了,其实自然生长的事情是不可逆的。有人觉得骷髅头很恐怖,其实骷髅头哪有现实恐怖啊,现实才是更恐怖的。我是不乐观的,特别遇到新冠疫情……这个展览让我感到我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有了生存感,艺术让我的生存被体现出来。离开了艺术,人们只为各种事情焦头烂额,其实是没有生存感的,人和世界的交流与碰撞是没有的。因为在平常生活中,我们只是一个程序,人在其中跟着走,不需要思考。但是在艺术里,我可以有生存感,我好像还活着,哪怕它是一些荒诞的形象。当然,也有一些美好的事情,比如光、色彩、线条。

罗菲:在艺术中,你把自己当下生存遇到的问题和经验对象化了。

薛滔:是的,我只是把现实用这种方式呈现出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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